龙脉风水墓地 史嵩之、史岩之--史宅之卿

针对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，足以说明“江南无族葬”。准确说，是江南很少有人追求多代人合葬龙脉风水墓地 史嵩之、史岩之--史宅之卿，更不存在中原模式的家族墓地。

宁波鄞县史弥远家族是显赫的家族，史浩、史弥远、史嵩之，“一门三丞相”，史弥远、史嵩之是宋宁宗、理宗梁超的权相。当其盛时，史氏家族当然有实力在家乡实践聚族而葬的意图，但实际状况绝非如此。

以史弥远一支为例。史诏--史师仲--史浩--史弥远--史宅之--史尧卿：史诏墓在鄞县东钱湖镇绿野岱村，史师仲墓在横街村，吉祥安乐山乌竹坪，史浩墓在翔凤乡吉祥安乐山踩坑，史弥远墓在大慈山北麓，史宅之墓址待考，史尧卿墓在“东湖大慈山秀峰夏家岱之原，”众墓各自独立，距离遥远，互不相属。以史嵩之一支为例。史诏--史木--史渐--史弥忠--史嵩之、史岩之--史玠卿系：史木葬鄞县世忠寺；史渐忠墓上水村凤凰山南麓，即今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所在；史弥忠墓在五乡镇宝幢王坟山；史嵩之山墓在慈溪县石台阶乡，即今余姚大隐车厩山，2011年经抢救性考古发掘，距离其祖父史渐墓月30千米；史岩之墓“绍兴府余姚县龙泉乡”，即今慈溪横河镇梅湖水库；而史嵩之长子玠卿于至元二十二年葬于“慈溪县金川乡东麓之原”。众墓各自独立，或在庆元府鄞县、慈溪县，或在绍兴府余姚县。

一代儒宗朱熹，也不曾选择族葬。

朱熹祖父朱森，墓在福建政和县莲花峰下，祖母程氏，墓在政和奖溪铁炉岭；朱熹父亲朱松，初葬崇安县五夫里，后改葬崇安上梅里寂历山，朱熹生母祝氏墓，在建阳天湖之阳；朱熹夫妇墓，在建阳唐石大松谷；朱熹长子朱塾，葬于建阳茶垱；次子朱埜，墓在建阳左蘅村，三子朱在，墓在建阳永安寺后；朱熹长子朱鉴，墓在建阳秦溪外里；曾孙朱浚，木仔建阳登仙里小溪。更有甚者，朱熹祖父母、父母龙脉风水墓地 史嵩之、史岩之--史宅之卿，竟然均未完成夫妻合葬。

墓地分线，乃“多占风水”之故。朱熹迷信风水，其墓地由术士蔡元定卜定，此事为人周知。朱熹妻刘氏卒于淳熙三年十一月，次年四月下葬于建阳唐石，其间相隔半年，因为崇安墓地不理想，朱熹“更呼术人别卜他处”，吕祖谦、张栻都曾写信劝他勿听信阴阳风水。

江南无族葬，一方面由于江南的自然条件与中原迥异。元代奉化籍学者戴表元龙脉风水墓地，以其祖墓为例“江南稠水迫，难用中原昭穆为穴，穴多者惟以砖椁隔分左右”；另一方是南方不同于中原的勘舆术传统，囿于形势派风水教条，多占风水，如宋濂所谓“盖大江以南拘泥于勘舆家，无有族葬之者”。

方大琮批评朱熹多占风水：“惟朱文公最喜风水，韦斋与祝氏皆别葬，文公又自葬唐石，门人执佛者数日乃至，水心笑之，谓其多占风水。”朱熹指摘“永嘉之学”等异己学派一向矫激，叶适则疾风朱熹迷信风水：“二郑因是喜阴阳家余尝怪苏公子瞻居阳羡而葬嵩山，一身岂能应四方山川之求。近时朱公元晦听蔡季通预卜藏穴，门人裹绣行佛，六日始至，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。”

父子、祖孙多占风水，各自寻找佳域吉穴，这是江南很少人家谋求合葬的主要原因，偶有族葬，也只是松散型的聚葬，与秩序井然的中原家族墓地根本不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江南确无族葬，既不存在中原模式的族葬。

居住址和墓地，是传统家族看重的两个礼仪空间。叶适讥讽朱熹喜阴阳家，致使墓地分散，给子孙、友人的墓祭带来不便。南宋初名相赵鼎，墓地在衡州常山县，其《家训笔录》第十三项“田产既不虚分割，既世世为一户，同处居住，所贵不远坟垄”，既告诫子孙，最好聚居在墓所附近，以便于族人墓祭，更利于聚族。

如果居住址和墓地距离较近，送人多乐意在墓志忠予以强调。徐邦宪墓在武义县西郊壶山脚下，据出土圹志载其葬地“去耕庐仅半里”。“耕庐”既徐邦宪生前在武义县城内的居址-----书台山。书台山在壶脚斜对面，圹志说：“仅半里”，数据基本准确，“半里”应该是个很近的心里距离。但其子徐谓礼却葬于城东，可能是徐谓礼自择风水之故。

丽水出土李厚为其亡室所撰《李厚妻江氏圹志》曰：“余不胜伉俪情重，远葬，卜所居西偏地吉，顾视不劳举足，大暇余意，遂以嘉定已卯十一月甲寅殡诸圹。至嘉定壬午四月乙酉乃定向亲土焉，亦循阴阳家说云尔。”在时人看来，墓址靠近居址是理想的选择，便于后人守墓、墓祭和生活。然而，生活和聚族的好处，依然不可与阴阳家宣称的厉害相冲突。勘舆风水观念对多数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，为追求好风水，人们宁愿葬于远离居址的地方。显然，朱熹未曾考虑将墓地作为聚族的向心点。

朱子惑于风水的事实，对于后世儒家标榜的价值观造成里困扰。据明温州永嘉人项乔《游九鲤湖武夷山纪事》，嘉靖十六年项乔游历建阳考亭朱熹晚年故居，得知朱熹子孙昌盛，认为“皆公一人盛德所钟也，公有大造于看下后世学者，故宜然，或谓公善择地里而然，今观故宅，虎高于龙，主低于案，则未必然；或又谓其葬韦斋、祝氏及所自择葬三地，形胜异常，以至然者，此尤事理之必不然也，吾不敢信”。项乔为朱子辩护，称其子孙昌盛，非因风水，乃因其道德功业；然而，朱子迷信风水，事迹昭彰。稍后，嘉靖十八年项乔葬母娄氏时，“谈风水者谓将不利于冢子冢妇，冢妇惊恐”，项乔特撰《风水辩》辩之，或问：“朱子，大儒也，兆二亲于百里之远而再迁不已。子以程、朱为不足法乎？”项乔答曰：“兆二亲于百里之远而再迁不已，谓朱子纯孝之心，唯恐一置其亲于不善之地则可矣，若谓缘此求荫，恐非圣贤正谊明道之本心也。况生则同室，死则同穴，中古以来未之有改也。使二亲而有灵龙脉风水墓地，夫岂安于百里之睽离，而不抱长夜之恨乎。

其所以屡迁者，或以籍以求萌焉耳。呜呼！其求之者力矣，何后世子孙受荫，不过世袭五经博士而已。岂若孔子合葬于防，崇封四尺龙脉风水墓地，未尝有意荫应之求，而至今子孙世世为衍圣公耶！”终于承认迷信风水是朱子的千虑一失。